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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革命星火因铁的纪律而燎原

2022-09-16 12:12:47 551

摘要: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被朱德称为“天下第一山”。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终于撕下了“联俄容共”的伪装,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分共”,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在不到3个月前,汪精卫还出席中共五大会议...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被朱德称为“天下第一山”。

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终于撕下了“联俄容共”的伪装,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分共”,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就在不到3个月前,汪精卫还出席中共五大会议现场,并发表讲话。而此时,他却悍然叫嚣:“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作为国民大革命中心的武汉,最终也沦为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虎穴狼巢。

在这样的情况下,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照亮了黑暗中的革命之路。而8月7日在汉口紧急召开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上山”的历史选择

1927年8月7日,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八七会议上,瞿秋白邀请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时,毛泽东再一次重申了自己的“上山”主张:“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面对国民政府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掀起的血雨腥风,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要想在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中生存发展十分艰难,唯有“上山”才能保存武力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局,“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按照八七会议的指示,秋收起义有两个目标,一是进攻大城市长沙,二是相机到湘南建立革命根据地。一开始没有明确在井冈山扎根。”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刘宇祥告诉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事实上,以汝城为中心的湘南一直被毛泽东视为“战争地势最为便利的地方”,加上远离政治中心,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军事力量,在湘南“上山”是他的首要选择。

但是,在南下转移的途中,秋收起义部队受到敌人的堵击。各部队在文家市集中时,队伍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师长余洒度等人仍然顽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计划,而毛泽东则认为,各路部队均遭受巨大损失,敌军增援不断,坚持原计划完全有可能全军覆灭,只有散入农村才能保存力量,而罗霄山脉中段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刘宇祥告诉记者,1927年10月3日,秋收起义部队正式进驻古城镇,并召开会议,讨论了在井冈山附近开展游击斗争和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等问题。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曾说“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而袁文才、王佐正是他口中的“绿林朋友”。

井冈山斗争时期,绿林武装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武装力量。袁文才和王佐分别在井冈山的茅坪和茨坪领导两支农民武装力量,互为犄角,起关键作用,争取袁、王二人加入党的队伍,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尤为重要。秋收起义部队初到茅坪时,就是在袁文才的支持下建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

与王佐取得联系后,工农革命军正式准备进驻茨坪。10月24日进军途中,毛泽东在荆竹山雷打石上首次宣布了人民军队的“三项纪律”:行动要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3天后,工农革命军到达茨坪,革命的红旗插在了井冈山这片热土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也由此展开。

“三项纪律六项注意”的提出

初夏的井冈山茨坪,阳光灿烂,游人如织。到了夜晚,四处灯火通明之处,总有红歌声声嘹亮。很难想象近百年前,这里条件还十分艰苦,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物资匮乏的井冈山军民难以维系正常生活。而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越是在艰苦的环境中,越是重视纪律。

“提出三项纪律是结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秋收起义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还是旧式军队的管理,非无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所以毛泽东提出第一条纪律就是行动听指挥。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有战士随手从路边老百姓的地里挖红薯吃,毛泽东认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老百姓应当秋毫无犯,便提出了第二条纪律——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部队需要通过打土豪的方式争取群众的支持、解决给养问题,这就要明确一切缴获归公,也就是第三条纪律打土豪要归公。”刘宇祥表示,这是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军纪军规。

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李家坪又提出了工农革命军“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后四项注意较容易理解,前两项是从何而来呢?刘宇祥向记者解释说:“战士们到达驻地后有时候不会住在老百姓家里,而是向他们借门板,铺上稻草宿营。很多战士借了门板后不记得是谁家的,东家借了西家还,老百姓没办法把不合适的门板归位,渐渐有了点意见。用过的稻草有些战士也不重新捆好。鉴于这两种情况,毛泽东就将原来的‘还门板’改成了‘上门板’,提出要‘捆铺草’,要求战士们负责把还回去的门板归位,稻草整理好。”

在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惠运看来,这“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思想内容最早发源于三湾改编。“三湾改编时,针对村中群众上山躲避以及部队中发生的逃跑等现象,毛泽东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要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黄惠运认为,这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开始提出的雏形。

毛泽东分别在荆竹山、李家坪提出的“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是首次用通俗的语言明确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纪律,后来“三项纪律”经历演变,“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先后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先后改为“筹款要归公”“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则最终定型为“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八项注意。从此,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对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铁的纪律”下星火燎原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尚在摸索中的党意识到了军事斗争的重要性。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发展过程中,军事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但“一齐军事化”并不意味着忽视党的建设和纪律检查。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村进行改编时,首次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将以前的一个团一个支部,改为班排有党小组、连队有党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的制度,形成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党的领导机关。支部建在连队上,能够及时了解基层情况,有利于统一士兵思想,从而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井冈山会师油画。

重建边界各县党组织也是井冈山时期党的建设中重要的一项工作。1927年11月初,毛泽东在茅坪象山庵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就边界各县重新恢复和发展边界党组织、开展群众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讨论。毛泽东等人认为,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作为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会议号召湘赣边界党组织回到原地建立党组织,不久后,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红色政权相继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雏形初见。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一直是缠绕在许多人心中的疑问。1928年边界“八月失败”后,右倾悲观思想再度泛起。为了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边界军民的思想认识,增强党的战斗力,1928年10月4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茅坪步云山白云寺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提到,“‘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抑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洗刷不斗争的腐化分子,只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进分子的力量团集在党的周围,使党壁堡森严、步伐整齐地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只有如此,才能增加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所以严格的执行纪律为改造与建设党中央的重要工作。”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的初步形成,井冈山的工农武装割据出现了新的局面。

严守纪律的廉洁之魂

但在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一些反动阶级趁机混入了革命队伍。

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建立了茶陵人民委员会,并指派谭梓生任县长。由于缺乏管理新生红色政权的经验,谭梓生将旧衙门的那套陈规陋习直接移用过来,击鼓升堂,升堂审案,收税完粮,一切按照旧政府的样子运转,这引起了工农群众的极大不满。而负责军事、三湾改编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的陈皓,则凭借手中的军政大权大吃大喝、私吞缴获的黄金细软。他不仅不去打土豪筹款子,还向商会索要经费、向中小工商业者摊派。有的战士不同意,反而被关了禁闭,影响十分恶劣。陈皓不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廉洁自律,反而产生了投敌的想法,最终被公审枪决。

除此之外,还有宁冈县坝上乡工农兵政府主席李某,伙同秘书各贪污公款20块银元;古城区长溪乡工农兵政府军事委员、乡赤卫队队长谢某对关押的土豪女眷行为不轨,民愤极大。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查实案件后,立即撤消了这两个腐败分子的职务,向群众公布他们的丑行。

针对类似的情况,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一些举措,如开展群众运动,在运动中纯洁组织、排查敌对分子;重组农民政权,剔除地主、富农,选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代表。工农革命军前委还成立了“纪律检查组”,负责检查各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每当部队离开一个地方时,“纪律检查组”成员就分头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防止部队有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发生。

与陈皓等人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余贲民等人的故事。对于余贲民,刘宇祥颇有感触。“秋收起义时,余贲民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副师长,主要负责后勤工作。到了井冈山,他成为了红军的‘大管家’。”后来,余贲民出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长兼红四军军部财务总管,负责保管打土豪筹款子收缴的钱财。他始终严守纪律,面对大量金银不为所动,连一双6角钱的雨鞋都舍不得买,不管夏冬还是晴雨,都穿着自己编织的草鞋。

“在负责红军被服厂工作、为战士制作第一批棉衣的时候,有人考虑到余贲民身体不好,劝他给自己留一套,但他断然拒绝,坚持先将全部棉衣送到基层士兵的手里。”刘宇祥说,直到余贲民在寒冬中负伤,他身上仍然穿着单衣,不久后因伤势恶化去世。

像余贲民这样严守纪律、清正廉明的党员、干部,在井冈山时期还有很多,他们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我们至今仍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以身作则感慨——八角楼一根灯芯的微弱灯光,照亮了革命的路;朱德扁担上“不准乱拿”的字样,诠释着官兵民平等的群众路线……

“山因革命而高”,而井冈山的革命星火也因铁的纪律终成燎原之势。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茨坪,向赣南进军,踏上了新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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