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覃在昨天写了《1929年,毛主席让两人来接替自己和朱德在红军的工作,彭德怀反对》一文,文中提到, 1929年1月,毛主席为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联合“会剿”,在宁冈县柏露村的一个书院里召开了由前委四军军委、五军军委和特委的联席...
老覃在昨天写了《1929年,毛主席让两人来接替自己和朱德在红军的工作,彭德怀反对》一文,文中提到, 1929年1月,毛主席为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联合“会剿”,在宁冈县柏露村的一个书院里召开了由前委四军军委、五军军委和特委的联席会议,制订应对策略。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后编成的红五军主力于1928年十二月到达了井冈山与红四军胜利会师。
这是继朱、毛会师之后,井冈山上又一次重大会师。
湘赣边界斗争的声势越加壮观,红军的力量更加雄厚。
蒋介石坐卧不安,不断调兵遣将,召集了湘粤赣三个省的反动军队,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反革命“会剿”。
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多几倍甚至十几倍,而且武器精良,粮食充裕,一味死守是很难守住的。但要我们就这样放弃掉井冈山这块来之不易的根据地,那又太可惜了。
该怎么办呢?
毛主席的意见是:敌人重兵围困井冈山,必然前重后轻,他们的重兵在前,后方必定空虚。那么,我们就有了破敌战机,从后方发起攻击,打他们的屁股。
要达到这个战略目的,就必须分兵二路:一路守山,一路绕到敌人的背后去。
当然,这敌人的“背后”具体指哪里,也非常值得探讨。
当时,有人说是湖南,有人说是湘赣边界,也有人说是赣南。
毛主席高瞻远瞩,指出湘敌强、赣敌弱,并且,湖南交通发达,敌人易于集结,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湘赣边界地区狭小,我军难于回旋,是个险地;倒是赣南地区广大,有九连山和武夷山脉作屏障,并且,赣东北有方志敏红军,赣西南有号称“小井冈”的吉安、东固,以及红二、四团可以作为呼应,所以,我们出击的目标应该是赣南。
出击赣南和留守井冈山相比较,显然是前者的任务更加艰巨。
考虑到红四军的人数和战斗力都优于红五军,分兵后的结果就是红四军出击赣南,红五军守山。
但红五军初来乍到,对井冈山地形不熟,情况了解不多,开展游击战不易,守山有困难,毛主席又从红四军中拉出王佐的第三十二团协助守山。
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在红四军和红五军会师前,充当了两个军的联络人,深得彭德怀信赖。
所以,彭德怀提出了一个特别请求:“要五军留下可以,但必须把何长工留下。”
何长工听了,很不高兴,他一心想跟着毛主席挺进赣南,就装作没有听见,还故意用手遮住半张脸,愣愣地坐在那里,不说话。
毛主席一眼就看穿了何长工的那点小心思,拖长了声音对他说:“长工同志,不要用手遮着脸,你调到三十二团任党代表,原三十二团的党代表何挺颖调到二十八团,来个‘两何对调’。”
何长工装不下去了,他后来在《何长工回忆录》里写:“没有办法,我只好笑着说:‘为革命扛长工嘛,什么担子都挑起来’。”
这样,他被任命为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兼三十二团党代表,留守井冈山,见证了井冈山失守的全过程。
井冈山保卫战从1929年一月中旬打到一月二十八日,我们的弹药几乎耗光,粮食补给困难,已经很难支撑了。
偏偏,有一个当地富农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带着敌人从一条偏僻的小路包抄黄洋界哨口的后路,致使黄洋界阵地失陷。
敌人又用大炮轰炸八面山哨口的木排工事,负责守八面山的十大队被压在木排下面,只有二三十人冲了出来。
八面山是井冈山的门户,敌人占领了八面山,便可以直下大小五井,夺取井冈山的腹地茨坪。
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彭德怀决定主力撤出井冈山,留一部分人打游击。
老覃在昨天写的《1929年,毛主席让两人来接替自己和朱德在红军的工作,彭德怀反对》一文中说了,彭德怀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后,一路转战,后来,趁敌空虚,一举占领了瑞金,与占据了汀州的红四军取得了联系,两军在瑞金胜利会师。
何长工和王佐等人带领着红四军三十二团的一部由茨坪、草坪撤入金狮面的森林里,坚持打游击,时不时对敌展开袭击,打得敌人草木皆兵,一夕数惊。
到了1929年三、四月间,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调整各路军队全力对付李宗仁,在樟树吹响了集结号。
在井冈山上的反动军队求之不得,匆匆忙忙地下山赶走樟树。
何长工他们组织起游击队,沿途追击,缴获枪支三千余,缴获到的军用物资、医药、子弹无数。
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回到井冈山时,井冈山上已经插满了胜利的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