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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覃在昨天写了《1929年，毛主席让两人来接替自己和朱德在红军的工作，彭德怀反对》一文，文中提到， 1929年1月，毛主席为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联合“会剿”，在宁冈县柏露村的一个书院里召开了由前委四军军委、五军军委和特委的联席会议，制订应对策略。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后编成的红五军主力于1928年十二月到达了井冈山与红四军胜利会师。

这是继朱、毛会师之后，井冈山上又一次重大会师。

湘赣边界斗争的声势越加壮观，红军的力量更加雄厚。

蒋介石坐卧不安，不断调兵遣将，召集了湘粤赣三个省的反动军队，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反革命“会剿”。

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多几倍甚至十几倍，而且武器精良，粮食充裕，一味死守是很难守住的。但要我们就这样放弃掉井冈山这块来之不易的根据地，那又太可惜了。

该怎么办呢？

毛主席的意见是：敌人重兵围困井冈山，必然前重后轻，他们的重兵在前，后方必定空虚。那么，我们就有了破敌战机，从后方发起攻击，打他们的屁股。

要达到这个战略目的，就必须分兵二路：一路守山，一路绕到敌人的背后去。

当然，这敌人的“背后”具体指哪里，也非常值得探讨。

当时，有人说是湖南，有人说是湘赣边界，也有人说是赣南。

毛主席高瞻远瞩，指出湘敌强、赣敌弱，并且，湖南交通发达，敌人易于集结，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湘赣边界地区狭小，我军难于回旋，是个险地；倒是赣南地区广大，有九连山和武夷山脉作屏障，并且，赣东北有方志敏红军，赣西南有号称“小井冈”的吉安、东固，以及红二、四团可以作为呼应，所以，我们出击的目标应该是赣南。

出击赣南和留守井冈山相比较，显然是前者的任务更加艰巨。

考虑到红四军的人数和战斗力都优于红五军，分兵后的结果就是红四军出击赣南，红五军守山。

但红五军初来乍到，对井冈山地形不熟，情况了解不多，开展游击战不易，守山有困难，毛主席又从红四军中拉出王佐的第三十二团协助守山。

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在红四军和红五军会师前，充当了两个军的联络人，深得彭德怀信赖。

所以，彭德怀提出了一个特别请求：“要五军留下可以，但必须把何长工留下。”

何长工听了，很不高兴，他一心想跟着毛主席挺进赣南，就装作没有听见，还故意用手遮住半张脸，愣愣地坐在那里，不说话。

毛主席一眼就看穿了何长工的那点小心思，拖长了声音对他说：“长工同志，不要用手遮着脸，你调到三十二团任党代表，原三十二团的党代表何挺颖调到二十八团，来个‘两何对调’。”

何长工装不下去了，他后来在《何长工回忆录》里写：“没有办法，我只好笑着说：‘为革命扛长工嘛，什么担子都挑起来’。”

这样，他被任命为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兼三十二团党代表，留守井冈山，见证了井冈山失守的全过程。

井冈山保卫战从1929年一月中旬打到一月二十八日，我们的弹药几乎耗光，粮食补给困难，已经很难支撑了。

偏偏，有一个当地富农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带着敌人从一条偏僻的小路包抄黄洋界哨口的后路，致使黄洋界阵地失陷。

敌人又用大炮轰炸八面山哨口的木排工事，负责守八面山的十大队被压在木排下面，只有二三十人冲了出来。

八面山是井冈山的门户，敌人占领了八面山，便可以直下大小五井，夺取井冈山的腹地茨坪。

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彭德怀决定主力撤出井冈山，留一部分人打游击。

老覃在昨天写的《1929年，毛主席让两人来接替自己和朱德在红军的工作，彭德怀反对》一文中说了，彭德怀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后，一路转战，后来，趁敌空虚，一举占领了瑞金，与占据了汀州的红四军取得了联系，两军在瑞金胜利会师。

何长工和王佐等人带领着红四军三十二团的一部由茨坪、草坪撤入金狮面的森林里，坚持打游击，时不时对敌展开袭击，打得敌人草木皆兵，一夕数惊。

到了1929年三、四月间，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调整各路军队全力对付李宗仁，在樟树吹响了集结号。

在井冈山上的反动军队求之不得，匆匆忙忙地下山赶走樟树。

何长工他们组织起游击队，沿途追击，缴获枪支三千余，缴获到的军用物资、医药、子弹无数。

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回到井冈山时，井冈山上已经插满了胜利的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