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井冈山革命斗争时间很短，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2月为止，共计两年零四个月。时间虽不长，但却为中国革命劈开了一条新路，创建了以宁冈县为中心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但回...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间很短，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2月为止，共计两年零四个月。时间虽不长，但却为中国革命劈开了一条新路，创建了以宁冈县为中心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
但回眸历史，我们知道，短暂的井冈山革命斗争总是充满了凶险，布满了荆棘，根据地曾屡屡遭国民党当局与民团的连番征剿。这其中就光1928年一年，就发生了国民党对井冈山的“四次进剿”、“三大会剿”等。
然而，即使是如此大军压境，在我看来，这还只是明面上的危险，如果将以上国民党正规军比作“强龙”的话，那更危险、更狠毒的旧社会毒瘤，即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的“地头蛇”就非民团莫属。
民团，这里是指旧社会地主豪绅组织的反动地方武装。他们虽然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强大的武力，但却比正规军熟悉当地环境，情况信息的获得也比正规军及时，往往能见缝插针，抓住有利战机。所以，我将他们比作“地头蛇”，无恶不作，无坏不为，老百姓对他们常常是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
毛泽东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就曾遭遇到三次危险，即大汾劫难、夏幽遇险、圳下遇险。而其中的两次身陷囹圄，如大汾劫难、夏幽遇险，就是地头蛇民团干的。
大汾劫难，发生在1927年10月22日，当时正值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部和三营、一营一连、特务连等主力到达遂川西部的大汾镇，却不料遭遇到了遂川县反动武装头目、靖卫团团总萧家壁的突然袭击。
萧家璧，人称“萧屠夫”，一贯心狠手毒，杀人不眨眼，坏事干尽。他纠集了三四百团丁，在午夜时分发动了突然袭击，打了工农革命军一个措手不及。此战致使三营与毛泽东失去联系，可谓溃不成军。可以说，这是工农革命军自三湾改编以来最惨的时刻。
开国大将谭政在他《三湾改编前后》记述说：“第一营的一连以及团部、特务连由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虽然没有损失好多，但每一个人都很狼狈，毛泽东同志也只穿了件长袍子。大家吃了饭，他还没有吃饭，后来搞到了饭又没有东西盛，就用衣服兜，用两根树枝当筷子。”
夏幽遇险，是指1928年早春，毛泽东第二次带着一部分战士来到永新县西乡夏幽区塘边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时，突然得讯毛泽东正在此处调研的一支地主保安队，不失时机地向唐边村袭来，差点使毛泽东遭遇到不测。
据党史资料所载，毛泽东曾三到永新夏幽塘边村，前后呆了40余天，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领导当地的分田斗争，并亲自制定了《分田纲领十七条》。
1928年12月，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一年来土地革命的经验基础上，又亲自起草和主持制定了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这些法令的制定，直接受惠于广大贫苦农民，使他们得到了实际利益，因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极大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但，我们不能想象的是，这些法令的制定，无不是毛泽东当年冒着生命危险而实际调查研究取得的；我们更不能想象的是，这还远远不是战争残酷的全部。
井冈山斗争时期曾经发生的一次大屠杀，被史称为“三月失败”，那真可谓是惨不忍睹、触目惊心。
三月失败，是指1928年3月，井冈山主力受湘南特委指派被迫下山到湘南，策应湘南“年关暴动”（即湘南起义）后，井冈山边界兵力空虚，反动势力，主要是以上所写的地头蛇民团，乘虚而入，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的一次反攻倒算。
这次反动势力的反攻倒算，使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时间刀光剑影，腥风血雨，昔日根据地安居乐业的局面，瞬间沦为人间地狱，无比狰狞，导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丢失长达一个多月以上。
在新城，反动县长张开阳的老婆脱逃到吉安后，请来国民党杨如轩部一个营兵力窜回新城，烧毁了共产党新城区委、区政府，新城工农武装力量退守七溪岭一带山中。
在茅坪，张开阳老婆在土豪劣绅带领下，率领着请来的这一营敌兵又窜进了茅坪。烧毁了坝上、茅坪30多幢房屋，并将支助过毛泽东与工农革命军、茅坪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秘书、宁冈茅坪乡支部书记谢甲开剖腹开膛，挖出心肝，碎尸五段，抛入茅坪河中。
在酃县，挨户团窜入宁冈睦村一带，一路杀人放火，一直从睦村烧到河桥、将上寨村烧为平地。中村分好的田还未耕作，又被土豪劣绅收回去了。中村区委委员周介甫被捕，受尽酷刑，惨遭杀害，敌人将他的头割下送到酃县县城示众数天。
在茶陵，挨户团也摸进九陇山，将蔡家田47幢百姓住房焚烧殆尽。宁冈县反动靖卫团团总谢勇余带领靖卫团丁，将古城西沅村几十幢房子全部烧毁。
在遂川，反动地主武装匪首萧家璧，更是肆意妄为，如入无人之境，他带领一帮恶棍窜入红色边区，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发现哪家有人参加工农革命军就满门抄斩。
在永新，反动民团团总尹道一之子尹豪民，在拿山组织反动武装，扬言要“替父报仇”，挨户搜捕农会干部，拦路劫杀无辜群众。
与此同时，宁冈各地的地主劣绅还大肆反攻倒算，进行反革命宣传，挑起了土客两籍矛盾，致使许多农民纷纷“反水”，逃往永新等地。地主豪绅又依仗着反动军队的势力，到处捉拿共产党人、农会干部和革命军家属。以致砻市、古城等地的红色政权和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
罪恶疯狂在发生，以至于好不容易连成一片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除了茅坪、大陇、茨坪、大小五井、九陇山等区域仍掌握在党组织下的地方武装手中外，遂川、茶陵两县丢失，其他平原地段的红色区域悉数被敌人占领了一个多月。
看到这，我们也许心中腾升起无数的疑问，如为什么会发生“三月失败”这样的惨剧？谁导致了“三月失败”的发生？为什么井冈山主力要被迫接受指派下山？为什么连毛泽东也不能挽救“三月失败”的产生？等等。
为了解开这一历史迷雾，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捋一捋这一段历史因果关系与人物角色。
正当井冈山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如火如荼蓬勃发展之时，于1928年3月上旬，湖南省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到了宁冈砻市。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一到来，为井冈山根据地埋下了不祥之兆。
首先，他身带中央政策、省委指令，俨然以“钦差大臣”派头之势，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来了一顿劈头盖脸的指责，他说毛泽东及前委“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指示要“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房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头颅！”
其次，他传达了湘南特委的一项决定：取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为师委，以何挺颖任书记，毛泽东改任师长。师委以后只管军中党的领导机关，地方上的工作由地方负责。
最后，他还传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11月扩大会议精神，对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中的错误进行处分，即“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政策，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给毛泽东以“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的处分。
出乎意料的是，周鲁在传达中央这份处分时，他竟然将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传达成了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周鲁的这一顿操作，不仅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出了大相径庭的斗争之策，而且将井冈山根据地的缔造者，党的开创者之一的毛泽东打成了无党派人士。幸好，毛泽东以大局为念，才避免了井冈山的一场风波。
更过分的是，周鲁来到井冈山的任务还并没有完成，他还有一项“尚方宝剑”式的任务，就是代表湘南特委的指示，其实也是湖南省委，乃至中央的指示，要求毛泽东、何挺颖必须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马上离开湘赣边界，前往湘南，策应湘南的“年关暴动”，即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
指示传来，毛泽东、何挺颖等人大惑不解。毛泽东对周鲁反复陈述了下山后的危险，及其分析革命军下山后的利弊，但是，这一切没用。
这就是当时三月失败前发生的背景，以毛泽东为首缔造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不是独立大王，而是要接受湘南特委、湖南省委、中央领导的四级组织。他们只得在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束缚和高压政策下，及其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盲目执行中央政策的前提下，任其摆布。
正因如此，由毛泽东一手缔造起来的、正蓬勃发展的湘赣边界的工作，“顿失中心”，“各自为政”，刚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斗争很快又陷入迷惘之中。
尤其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惩办主义的政策下，他的处境十分困难。如开国大将谭政《在前委工作的见闻》中曾这样记叙说：“尽管周鲁传达的意见是错误的，可是当时怎么办啊！毛泽东是党员，他敢反中央吗？这是一个纪律问题。公开反不可能，作斗争也难办。”
所以，“三月失败”的发生，周鲁带来的三大政策上的错误是不可忽视的。
一是取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为师委，而师委以后只管军中党的领导机关，地方上的工作由地方负责。这个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了湘赣边界各自为政的局面，这一点在“三月失败”中有所体现。
二是将湘南大搞所谓“坚壁清野”、“焦土政策”的这一套带上井冈山，要求湘赣边界也要执行这样的盲动政策，这不得不说，也是导致根据地“三月失败”的直接原因之一。
三是要求井冈山主力下山策应湘南暴动。在我看来，调井冈山主力下山，致边区老百姓生命安全于不顾，是一步极臭的棋。后来的事实证明，井冈山主力下山虽然策应到了湘南起义军快速上山，但相比下山导致了根据地的血雨腥风，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
虽然，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开赴湘南，策应湘南暴动，掩护起义部队撤退，在这个意义上考虑，是无可厚非的。但，前提是“打铁还得自身硬”。所以，湖南省委、湘南特委要求井冈山主力下山，显然是战略全局上的失策，理应为“三月失败”负责。
“三月失败”的惨剧发生了，是不是就说明毛泽东在这场失败中没有任何作为呢？不是的，恰恰相反，毛泽东当今由于受制于政策，不能避免“三月失败”，但毛泽东却在响应省委、特委的政策中，主动作为，不仅挽救了井冈山的主力，还在赤色辖区更广泛地传播了红色思想。
剑不得不发、兵不得不为。
1928年3月中旬，毛泽东、何挺颖受令，在砻市集中工农革命军第一、第二团训示，传达了前往湘南、策应湘南起义的命令。决定：部队分三路向湘南进发。毛泽东、何挺颖率第一团从砻市向酃县；袁文才、何长工率二团一营从大陇出发；王佐率二团二营从大井出发，一起开往湘南。
3月18日，三路人马先后抵达湖南酃县的中村。在这里，毛泽东展示出了他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面（是不是跟他后来在长征中的表现与作为有异曲同工之妙）。部队到了中村后，毛泽东要求部队，不要马上直接去湘南，而是集中在中村待命。
毛泽东来到中村，他看到了湘东运动发展的已经很大，看到了酃县人民正配合湘南起义，举行“三月暴动”。于是，他便说服同行的周鲁，说出如何想方设法将茶陵使湘东与湘南连贯起来的构想，这就必须发动群众，传播赤色思想。
在经周鲁同意之下，毛泽东一面派出毛泽覃率特务连往湘南与朱德部联络，一面带领部队就地整训，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3月19日，部队师委和酃县特别区委在中村周南学校，召开了联席会议。毛泽东和何挺颖听取了中共酃县特别区委书记刘寅生的汇报，决定成立中共酃县县委，由刘寅生任书记。并将暴动队中的优秀分子挑选出来，组建酃县赤卫大队，毛泽东和何挺颖从部队中派出戴奇任赤卫大队党代表，何国诚为大队长。
与此同时，中共中村区委、区工农兵政府、共青团酃县县委、少年先锋队等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了。
正当组织建设兴起之时，这个时候，部队产生的一些现象，如人心浮动，有的急切地盼望去湘南，走州过府，到大城市去吃喝玩乐；有的忧心忡忡，担心回不了井冈山；还有些意志不坚定者，对红色政权的存在产生了怀疑等等。这些现象，都让毛泽东觉得，一支队伍要想有过硬的灵魂与思想，就必须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
于是，他与何挺颖商定，借部队在中村休整之机，进行一次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在此并亲自主讲，采用轮流讲课、轮流讨论的方法，对部队进行了近一周的思想政治教育。
对于中村授课，这里有不少亲历者的回忆。
如开国上将陈士榘回忆道：“,,,,,,记得毛委员讲的题目是中国革命的特征。他具体而又通俗地解释了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军阀混战。还分析了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外来军阀与本地封建势力统治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中国革命的高潮必然会迅速到来。中国革命一定要反帝反封建，以农村为根据地。”
开国上将陈伯钧在他的《红军在酃县革命活动的几个片断》中则回忆道：“毛委员讲课的题目是：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工农运动的兴起。他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和革命的性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意义，用铁的事实严厉地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和错误路线，使全体战士在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认清了革命形势，提高了战斗勇气，坚定了革命信心。”
可见，毛泽东在中村授课有的放矢，着重讲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中国革命的任务，阐明了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重要意义，批评了危害革命的“左”倾盲动主义，向革命同志们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方向。
这些，对部队的教育无疑是很深刻的，这使得这支年轻的工农革命武装部队的核心骨干层认清了形势和方向，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心。
不仅如此，部队在中村集结期间，毛泽东、何挺颖还布置部队以连队为单位，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为使分田地运动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毛泽东、何挺颖与酃县县委书记刘寅生等，在中村周南学校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专门研究讨论土地革命问题。随后，派出一批军队干部下到各地指导分田。陈伯钧这样形象地回忆：
“毛委员像普通战士一样，置身在群众斗争的行列里。他亲自为翻身农民丈量土地，为得到土地的群众书写和插下分田的牌子。”
3月下旬，由于传来了湘南起义部队处境危险的消息。于是，毛泽东、何挺颖立即决定，策应湘南义军。于是工农革命军兵分两路，向湘南挺进。毛泽东、何挺颖、张子清率第一团为左翼，楔入汝城之间；何长工、袁文才率第二团为右翼，向资兴彭公庙方向前进，以策应、掩护湘南起义部队安全转移。
部队在休整，没有一开始就前去参加策应湘南起义的战争，是不是有点不顾湘南起义的大局呢？其实不会。相反，毛泽东没有将井冈山主力立即投入战斗，反而说明了他善于把握战机，知道何时可为，何时必为。如果井冈山主力过早策应湘南起义，势必会引起湖南的国民党调兵相剿，反而增加了湘南起义的压力，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直面抗战的局面。
当然，井冈山主力下山是一个错误，这是改变不了的一个事实。这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一个血淋淋的深刻教训。今天，有的学者不承认这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一个失败，认为“三月失败“与”八月失败“不可同日同语。两大失败中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他们的理由有三：一是认为三月失败中，井冈山主力在军事上是没有失败的，即使在后面的策应湘南起义军上山的过程中，兵力也无多少损失；二是认为三月失败中的有些惨剧是一个长期的积累，不能只算在三月这场惨剧之上；三是他们认为毛主席也没有认为三月失败是一场失败，而只是说井冈山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了一个多月。
我在此，对这个观点不作过多评价。我个人认为，无论三月失败算为失败也好，不算作失败也好，1928年的井冈云霄上的三月，由于党的政策错误及自主斗争的经验欠缺，的确造成了一场不应该发生的边工惨剧。
这是革命斗争之痛，也是革命过程中之磨难。
但，大道昭昭，中国革命何其有幸。正是因为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中，我们看到了初征的革命舵手毛泽东，匠心独运的卓尔不凡，同时又兼具革命宏观大局之理念，不以一己之私而废大义，不以一己之念而误大政，总是以党性苛求自己，引领着革命方向，校正着革命航程。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思想与主张，才使得中国革命的新路在以后所经受的种种风摧雨蚀中，因他而落地生根，因他而开枝散叶，因他而劈波斩浪，直至赤耀全国。
参考资料：
1、《井冈山革命斗争史》；
2、郴州党史办《湘南起义史稿》；
3、《毛泽东选集》；
4、《谭政回忆录》；
5、陈士榘回忆录；
6、陈伯钧在他的《红军在酃县革命活动的几个片断》
7、网络相关史料的引用。
【作者】
谷新光：湖南岳阳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深圳市科技专家库专家、经营治理专家、红色文化传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