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0年2月，中央湘赣边界特委以整编地方武装，研究攻打吉安为名，召集边界各县主要负责人率领武装力量到永新县集中。时任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的王佐、袁文才接到通知后，于2月22日傍晚率领部队到了永新城。到了永新城后，特委刻意将王佐的住处安排在了尹...
1930年2月，中央湘赣边界特委以整编地方武装，研究攻打吉安为名，召集边界各县主要负责人率领武装力量到永新县集中。时任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的王佐、袁文才接到通知后，于2月22日傍晚率领部队到了永新城。
到了永新城后，特委刻意将王佐的住处安排在了尹家祠，而袁文才则被安排在了尹家巷22号。时夜，王佐、袁文才和部队都受到了特委的热情招待，并观看了采茶班子演出的《刘海砍樵》，特委书记朱昌楷还亲自将酒菜带到了袁文才的房间，与袁文才对饮多时才离去。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天晚上，红五军在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人的紧急要求下，轻信了袁广才、王佐要叛变革命的谎言，遂派出第四纵队（三百以人上）从吉安县永阳县出发，直奔永新城，将袁文才、王佐的住处包围了。
第四纵队的战士每人脖子上（亦说是胳膊上）都挂了一条白带子，凡是遇到没有挂白带子的，都可以开枪击毙。同时，永新城也更换了新的口令，凡是对不上口令的，亦可以向其开枪。
2月24日，拂晓前，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楷第一个闯进了袁文才的房间，袁文才尚不知何事，就被朱昌楷开枪打死在了床上。王佐听到枪声后，情知有变，带领几名警卫员冲出了包围，向宁冈方向的东门外逃去。东门外有条绕城而过的护城河，河面之上原本有木船和木板搭建的浮桥，这时已经被拆掉。王佐只好冒险涉水而过，由于不会游泳，很快就沉入到了河底。几天后，尸体才浮出了水面。
同时，袁文才、王佐的部队被缴械，一批干部当场被逮捕，以后下落不明。战士愿意留下继续革命的，可以编入红五军，不愿意留下的，可以自行回家。
多年以来，关于袁文才、王佐为什么被杀，一直众说纷纭，没有一致的结论。时值井冈山会师纪念日（4月28）来临之际，让我一起走进井冈山会师纪念馆，揭开井冈山革命史上的这桩历史悬案的前由后果吧。
1928年11月，毛泽东曾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
这里的土籍居民，主要是指二千多年前，受战乱灾荒从北方数省辗转迁徙到湘赣边界的移民，由于他们来得很早，就占据了本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客籍居民则是指明末清初从闽粤地区迁徙到湘赣边界的移民，由于他们来得比较晚，土地拥有量远远不如土籍居民。特别是受户籍制度、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土客两籍之间就存在着激烈的矛盾，流血事件纷起更迭，并对我党在井冈山地区开展的土地革命和党政军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
1928年，“八月革命”失败后，土籍农民在反动派的教唆下，大面积出现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红军打跑白军后，曾经受到白军欺压的客籍农民又跑过去抄没土籍农民的财物。虽然经过我党的思想教育，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客两籍长期以来的矛盾。
湘赣边界地方党委成员多为土籍，像王怀、刘珍、龙超清等人，对以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客籍首领都是特别讨厌的。而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场误会而引发的血案。
当时，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的妻子龙家衡，是西乡大土豪龙庆楼的胞妹。龙家衡虽出身富门，却与家庭的阶级立场迥然不同，投身革命，表现亦十分坚定。
当时，由于红四军主力远征湘南，湘赣边界军力空虚，地方军政机关遭到敌人保安队的疯狂反扑。时任县委妇女部部长的龙家衡沉着应战，带领妇女部的同志侥幸逃出。事后，有人怀疑龙家衡之所以能安全突围，是因为她向龙庆楼和保安队告的密。于是，龙家衡就被抓了起来，押送到湘赣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处，听凭处理。
由于时局紧张，宛希先就建议将龙家衡押往永新县进行调查处理。不料，押送龙家衡的战士，走到半路竟然私自审讯起了龙家衡。龙家衡当然矢口否认，这几名士兵越加激愤，竟然掏枪威胁，鬼使神差般地扣响了扳机，击中了龙家衡的右胸。
两天后，正在指挥地方武装在永新北乡阻击敌人进攻的县委书记刘真当听到爱妻被无辜枪杀的消息后，当场就昏厥了过去。尔后，刘真就一直以为，爱妻的死跟宛希先有直接关系，甚至就是宛希先直接下的命令。因此，刘真去南昌向江西省委报告工作时，就跟朱昌楷吐露了对宛希先的怨恨。
不久以后，刘真遭到国民党邓英和妻兄龙庆楼的逮捕，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当刘真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永新县后，朱昌楷等人无比悲痛。为了完成烈士的遗愿，朱昌楷就动了私念，公报私仇，把宛希先抓起来杀了。
袁文才素与宛希先关系密切，他们对永新县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加害宛希先十分愤慨，大骂永新县委一班人。这些话传到永新后，朱昌楷等人愈加对袁文才不满，多次在湘赣边界特委诋毁袁文才。他们在上级的文件中报告说：现在土匪问题更加更重，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之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袁文才、王佐他们与湘赣边界地方党委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袁文才、王佐两人出身贫寒，两人参加绿林之前，都有过痛苦的生活经历。袁文才母亲被豪绅枪杀，老婆被人霸占；王佐幼年就离开家庭，去当裁缝学徒，吃尽苦头。因此，他们怀着复杂的心理，不约而同地加入了绿林。
王佐是井冈山著名匪首朱聋.子的得力部下，而袁文才因为读过书，成为了绿林队伍里的文书。当他们分别成为绿林首领后，虽然也干着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营生，但是他们还具有很强的正义感，专打土豪劣绅，做事情讲几分公道，加上奉行“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政策，因此，获得了宁冈、井冈山周边群众的拥护。杨开明（即杨克敏，杨开慧堂弟，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曾在1929年完成的《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提到，袁文才、王佐“与各地的土豪劣绅作对，结下很深的仇怨”，并且各有“群众”拥护。
一九二七年秋，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在四面白色恐怖的包围下到达了井冈山地区，得到了袁文才、王佐的积极协助，顺利解决了立足点问题，使部队得到了休养生息。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袁文才、王佐对抵达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提供积极协助，工农革命军想在井冈山立脚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袁文才、王佐他们也从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出路，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不过，毕竟他们久混绿林之中，组织性、纪律性不强，除了对毛泽东同志很尊重外，对别人提的意见并不能积极听从。杨开明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提到：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信仰群众。袁、王二人相较，则王较爽直，但都是个性很强，不大接受批评，边界因称为特别党员。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袁文才、王佐两个自身的一些缺点，也导致了他们与湘赣边界特委的关系很不融洽。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议案》。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队伍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于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中央的这份决议传达到湘赣边界后，原本就对袁文才、王佐不满的边界地方党委自然就将袁、王两人划入到了“土匪”的行列之中。有了六大这份“尚方宝剑”，边界地方党委只要按照指示执行就行了。
终于，在多种因素影响下，终于在1930年2月24日，发生了中国井冈山革命史上最悲惨的一桩冤案。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后，朱昌楷深感忧虑，几经考虑，总算在8月中旬的一个深夜，逃往到了永新县高溪乡的梅花山的一个山洞中。他本打算凭借事先准备好的干粮躲过这段风头，再重新出来。但是，湘赣省委很快就发现了朱昌楷的踪迹，并派出数百人进行搜山。粮尽水绝之际，绝望的朱昌楷饮弹自尽，时年24岁。
解放以后，人们对朱昌楷的一生作出了公正而客观的评价，认为他虽然错杀了袁文才、王佐两人，但是他在大革命时期还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就恢复了他的名誉，并追认为了烈士。
当袁文才、王佐遇害的消息传到赣南时，转战途中的毛泽东同志惋惜不已，顿足长叹：这两个杀错了！全国解放后，袁文才、王佐被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追认为革命烈士。1965年，毛泽东同志重访井冈山，会见了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和王佐的妻子蓝喜莲。毛泽东同志紧紧握着两位老人的手，亲切地称呼她们为“袁嫂子”、“王嫂子”，并深情地对她俩说:“你们的亲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有功劳的，他们对中国的革命是做了贡献的。”
今天，当我们又一次来到井冈山会师纪念馆，站在先烈们的画像和使用过的物品面前，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毛泽东、朱德、袁文才、王佐等无数革命前辈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