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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迎来毛泽东和朱德后,为什么没有变成梁山泊、瓦岗寨?

时间:2022-09-16 12:40:44 | 浏览:448

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朱德诞辰132周年。提到朱德元帅,不能不提井冈山,当年那次历史性的会师,成为改写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事件。然而在当时,可能并没有多少人能够想到它的

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朱德诞辰132周年。


提到朱德元帅,不能不提井冈山,当年那次历史性的会师,成为改写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事件。然而在当时,可能并没有多少人能够想到它的意义,认为两支刚刚经历起义失败的队伍会师,不过是一次梁山、瓦岗寨式的“啸聚山林”而已。


但历史证明了,绝非如此。当我们回望历史、打量井冈山,会有许多启示。历史或有机缘巧合,但历史也自有规律,比如,历史的胜利,终属于有信仰有信念有信心的一群人,他们在最黑暗最艰难最绝望时刻,依然不失诗性与浪漫……

文 | 关山远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新华每日电讯”(ID:caodi_zhoukan),原刊于2017年7月28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原标题为《关山远:井冈山不是梁山泊,也不是瓦岗寨》。

90年前,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失败的两支队伍,汇聚于远离城市的莽莽大山井冈山时,当时舆论包括起义者中的一部分人,都认为这不过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落草为寇”,结局不外乎被剿灭、招安,或自生自灭,不过又一个梁山泊、瓦岗寨的翻版。

但是,井冈山为什么没有变成梁山泊、瓦岗寨,反而从这里培养了比大山更难撼动的无敌铁军?

1

走向井冈山,道阻且长。

一开始,井冈山并非目的地。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屠杀中国共产党人,6万名党员,只剩下1万多人。

是任人宰割,还是奋起反抗?中国共产党人用枪声做出了回答,这一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打响。这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先后失败,队伍被打散,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的余部和广州起义的少数人员,上了井冈山。

秋收起义队伍是最先到达井冈山的,之前他们的目标是夺取长沙。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官兵们呼喊的一个口号就是:“坚决攻克长沙!”当时中共一些领导人偏好制定攻占大城市的计划,俄国十月革命不是这样成功的吗?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先占领首都彼得格勒,再歼灭白军,把红旗插遍广袤的大地。这是苏联的经验,也是共产国际代表所津津乐道并坚持要中国共产党效仿的。

但是斗志昂扬的秋收起义军在进军长沙途中,就遭遇严重挫败:

第一团在修水起义,第一仗就惨败,当时混入起义部队的土匪邱国轩部突然反戈叛变,国民党军乘机反扑,结果一团撤退下来,2000人只剩下一半,团长钟文璋失踪;


第二团在安源起义,进攻萍乡未克,西进攻占了老关、醴陵,又北进占领浏阳,但由于部队麻痹轻敌,陷入敌人的包围,部队被打散,部分突围脱险,不少人牺牲;


第三团在铜鼓起义,胜利占领了白沙镇,旋即又占领东门市,但被敌人兵分两路包围,撤退后,1500人只剩下400余人。一部分人牺牲,更多人被打散,离开了队伍。

怎么办?三路行动均失利,是继续进攻还是就此退却?如果退的话,向哪里退?在湖南浏阳文家市,时任秋收起义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断然决策: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中国革命战争纪实》丛书如是评价:“这是一个大胆的决策,因为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临时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样做无疑会被扣上‘逃跑’的罪名。这更是一个创新的决策……无情的事实证明,‘十月革命’模式在中国走不通。中国革命要成功,只有独辟蹊径。而从进攻城市到转向农村进军,可以说是毛泽东最先觉悟到的,并果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史载,就在秋收起义余部做出向湘南撤退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的报告,再次做出要湖南省委进攻长沙的决议。然而,当这一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已开拔南下了。假设这支队伍继续进攻长沙,只能遭受全军覆没的命运,好在,历史不容假设。

“上山”,并非毛泽东在遭遇失败后的权宜之计。《毛泽东年谱》(上卷)记载,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34次会议,在讨论湖南问题时,他在发言中,就主张“上山”,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当时大家意见不一,有的建议进攻城市,有的说到国民党部队中“当兵”,以待时机。毛泽东坚持:武装上山。

井冈山,就此走进历史。

2

从湖南浏阳文家市,走到江西永新三湾村,这一路危机四伏,抵达三湾时,起义队伍已不足千人,最惨痛的是,总指挥卢德铭也牺牲了。

但毛泽东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他当众宣布:参加革命,完全自愿,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发给路费,离队——当然,枪支不能带走。又走了一批人,但留下的队伍,还能坚持多久?严峻的现实是:逃跑已经公开化,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只要再有一场失利,还会有更多人逃亡。

归根结底,这支队伍还没有脱离旧军队的习气。人员鱼龙混杂,有意志坚定的战士,也有一身江湖气的兵痞,有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黄埔学生,也有开始满腔热情但一失败就萌生退意的年轻农民,有的人知道为革命而战,有的人却把自己当成了雇佣兵……人心涣散,思想混乱,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上了山,也照样无法避免覆亡的命运。

在历史上有不朽地位的“三湾改编”出现了:“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各级都设立了党的组织,班设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这是一个重大的创造,它对于党整合军队并在军队中顺利实现自己的意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到对调整军队和党组织结构所起的重要作用时,这么写道:“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为谁而战”,一直是中国旧军队的重大困扰,“X家军”历史久矣,部队往往就是军阀的本钱甚至私产。到了近代,湘淮军阀延续了“兵为将有”的陋习,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在中国近代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但选拔将领、教育士兵,仍然打造“袁家军”,培植专属于自己的势力,麾下官兵,“吃袁大帅饭,为袁大帅打仗”。国民党军队亦是如此,虽然兵多将广,却派系林立,将领拥兵自重,一个个小心思小算盘,战场上见死不救的事,多了去了。

1932年7月,日军侵犯热河,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内政部长的汪精卫,令当时占据华北的张学良出兵抵抗,后者拒不执行命令,还回电暗示汪无权指挥华北军事。张学良晚年在回忆录中,还原了当年与汪精卫的对话,当时汪说,日本人给的压力太大,你的军队动一动,跟日本人打一打,就可以了,先平息一下舆论。张学良如是回复:“汪先生,你这是在说什么话?让我的部下打一下,让我的部下拿生命来换你们的政治生命?我张学良从来没有靠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换取我的政治生命。为这事,你中央政府也好,你也好,都别来找我!”

这样的逻辑,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政党,怎么可能不垮台?

相比之下,显现了共产党重视政治工作的优势。可以说,从“三湾改编”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已经脱胎换骨了,“党指挥枪”,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形象表述。诚如历史见证者罗荣桓后来的回忆:“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